【治理与反思】对跨部门政策整合的评估

类别：政府治理

导言

有些公共政策面临在为复杂问题设计国家安全政策时实现一致性和相辅相成政策手段的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采取整体和多层次的办法。最近三加拿大学者Patrick J. O’Halloran采用个案研究，衡量了加拿大联邦、省、市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而实施的各种政策和计划的整合，以及使用Candel和Biesbroek将暴力极端化从而导致恐怖主义过程的政策整合模型。它揭示出政策框架、子系统参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选择在政策整合中的作用，并确定对加拿大政策和整合模式的影响。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权威期刊PS上面。

（文献来源：O'Halloran, P. J.. (2020).EAssessing the integration of cross-sectoral policy issues: a case study of canada's approach to countering radicalization to violence. Policy Sciences, first online: 1-26. DOI:10.1007/s11077-020-09397-w）.

研究问题

当Alek Minassian于2018年4月23日在多伦多一条拥挤的人行道上驾驶一辆租来的面包车撞死十人并打伤许多其他人时，媒体迅速质疑这是否是恐怖袭击，是鉴于女性受害者的人数而造成的女性暴力行为，还是精神不稳定的随机犯罪行为。尽管多伦多警方向公众保证这不是恐怖袭击，但他们仍继续采取类似于缓解恐怖主义的保护措施，例如在加航中心和联合车站周围设置具体障碍物。在确定威胁和原因方面的困难也是使政策、方案设计和评估复杂化的部分原因。政策影响、目标或结果可解决特定威胁，并寻求补充活动来实现。联邦政府可能会对全球政策和/或看到恐怖主义威胁并制定政策和计划以应对该威胁，而其他政府层面可能会看到源自多种动机的暴力行为。各级政府(纵向和横向)的政策和计划的整合因这种动态而变得复杂。根据《 2018年对加拿大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公开报告》，加拿大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水平保持在“中等”水平，表明“可能发生暴力恐怖主义行为”（自2014年10月以来处于同一水平），并且“主要的恐怖主义威胁”继续源于个人或团体受到暴力的逊尼派伊斯兰意识形态和恐怖组织。该报告还指出来自极右翼观点拥护者的威胁。应对这些威胁的工作在全球、国家、省和社区各级展开。要确保有效的应对措施，就需要将这些政策和计划进行整合，在议程设置、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进行整合。

政策问题：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导致恐怖主义

本文使用“反激进激进暴力”（CRV）术语，而非与“反暴力极端主义（CVE）”，因为从2015年开始术语已向“反激进极端主义”（CVE）转移。这种演变也反映出系统的趋同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使用的政策框架。但是这项研究的核心政策问题是恐怖主义。所有恐怖主义都是暴力极端主义，但并非所有暴力极端主义都符合《刑法典》对恐怖主义的标准。这与《 2018年全国反对激进主义消除暴力的国家战略》一致：“暴力极端主义是描述支持或使用暴力以实现极端思想，宗教或政治目标的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加拿大中心，2018）。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将激进性定义为“将个人介绍给公开的意识形态信息和信仰系统的过程，该系统鼓励从温和的主流信仰向极端观点转变，激进的思想在导致领导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个人拥护或参与暴力，以实现政治、思想或宗教目标”（加拿大皇家骑警，2016）。《 2018年消除暴力激进国家战略》将暴力激化定义为“个人和团体采用一种证明使用暴力来推进其事业合理的意识形态和/或信仰体系的过程”（加拿大中心，2018年）。共同的主题是人们受到结构性和个人激励的激励，并在促成者的帮助下采取极端观点，以支持暴力手段实现社会转型。CSIS（2018）增加了“动员暴力”一词：当激进的人采取准备步骤从事或支持恐怖活动时以说明激进的人何时成为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CSIS 2018）。

从心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各种因素中，可以看出激进化到暴力的驱动因素对危险个人和群体的影响。驱动因素包括推动因素（结构激励因素）和拉动因素（个人激励因素）（美国国际开发署，2011）：“推动因素”是构成有利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条件的结构因素；“推动因素”是指具有以下条件的因素：直接的个人影响，包括吸引个人加入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社会心理和/或个人动机”（Zeiger，2016）。此外，还有“促成因素”，例如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和指导者。同样，恐怖分子脱离接触的因素有推（不满）和拉（退出原因）（Altier等，2015；Bjorgo，2015）。促使暴力极端化的因素范围之广，导致对这一问题采取同样广泛的跨机构和多部门办法，包括多种政策子系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这给政策整合及其分析带来挑战。

政策整合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重大关切，因为它们努力确保纳税人资助的政策和项目具有相关性、效率和效力。这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Candel 2019;文斯2015;(Cejudo andMichel 2017)以及Candel和Biesbroek的过程模型。他们将政策整合定义为“在现有或新形成的治理系统中，形成系统及其子系统以或多或少的整体方式处理跨界政策问题的能力的一个由机构驱动的异步和多维政策和制度变革过程”。因此，一体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涉及一体化也涉及解体，反映了一体化的水平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其依据是四个确定的“层面”：政策框架、子系统的参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他们还提出“政策一体化应被视为政策和制度变革和设计的过程，其中行动者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观点偏离了基于结果的政策一体化。他们的模型依赖于公共政策中一些相关主题问题的贡献，所有这些都在文献的政策主体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检验：政策框架、政策网络和子系统、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政策框架一般是指在政策辩论中如何理解政策问题。它与政策叙述、参考和政策范例有关，都是关于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上构建和政治上定义的。Candel和Biesbroek使用更有限的解释，并关注于主要问题定义和治理理解，以及“是否认识到一个跨领域的问题，如果认识到，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整体治理方法”。它们通过子系统和整个治理系统认识到问题是横切的程度来度量政策整合。系统和子系统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参与者集，它们在特定的政策空间中交互。应用网络模型最复杂的部分是子系统的识别。事实上，Candel和Biesbroek写道：“子系统的精确边界可能很难确定，因为它们是分析性的构造，而不是严格的划分”。总体政策体系是在直接或间接影响特定政策领域的机构内工作的所有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行动者的整合。每个特定政策部门和部门问题领域的行动者集是该政策系统的子集，也称为政策子系统或政策网络。在网络理论中，政策子系统是分析的主要单位(Cairney和Weible,2015)。Howlett(2013)对网络和子系统概念进行了分解，使得子系统中的参与者包括更广泛的政策共同体和更小的政策网络，后者更多地参与政策过程。在“一个政策网络有多大”一文中，Howlett和Maragna(2006)引用现实主义和唯名主义的方法来识别行动者，前者包括那些行动者认为是子系统的一部分的人，后者包括那些被研究者的理论关注所包含的人。Candel和Biesbroek描述子系统属于政策领域,”一个实质性的决策领域内更广泛的治理系统例如农业、外贸、或健康”并定义政策子系统相关的、相对稳定的配置的人员和机构参与政策过程。他们还使用术语部门和跨部门同义词域。子系统被嵌入到整个政策系统的政策域中。跨部门的问题可以在多个子系统和领域之间共享。使用子系统作为一个变量，Candel和Biesbroek根据所涉及子系统的数量及其相互作用的密度或频率来衡量跨部门政策问题的一体化程度。

数据和方法

Candel和Biesbroek 模型的应用需要采取以下先驱步骤：首先，确定针对加拿大CRV的相关政策及其目标(目标)、政策框架、实质性和程序性政策工具，相应的计划和预期成果;第二，政策和程序映射以标识和程序有关的子系统或政策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建立一个问题、一个政策锚和一个辅助识别子系统和部门或领域的主导子系统。国家安全问题是极端主义的激进化导致《加拿大刑法》第83.01 (1)(b)条所界定的恐怖主义活动。本研究的政策锚点是加拿大2013年反恐战略“增强反恐能力”的预防支柱，主要子系统是联邦一级在公共安全和惩戒领域的反恐。通过将CRV置于恐怖主义的原始背景下，可以确定针对CRV的政策和计划以及与 CRV相关的政策和计划。反过来，这允许子系统映射以及CRV特定政策子系统和几个与CRV相关的子系统及其关联参与者的标识。特定于CRV的子系统关心的是防止激进化为与所列恐怖主义实体，此时主要是伊斯兰主义(2018年)有关的暴力激化，但在较小程度上还包括极右翼组织。与CRV相关的子系统本身在以下范围内引起关注：人们采用极端主义信仰体系，鼓励将暴力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手段，公开煽动仇恨(《刑法》第319条)，以及对整个团伙和暴力犯罪的关注。该研究首先列出了与反激进化为暴力有关的各级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政策、计划和相关行为者。然后，根据政策制定者的来历，将这些参与者，政策和计划集群放置在其适当的部门。就CRV而言，参与者并非全部包含在该部门中，而是分散在多部门中。实际上，许多子系统参与者都影响了多个子系统中的政策，从而突出子系统成员资格的动态性质。对于加拿大这种多层次的情况，根据我们的推拉和促成因素的知识，考虑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识别可能负责解决激进化问题的部门：部委和机构、内阁委员会，或由立法委员会决定。选择各部委及其下属组织来协调各级政府，共享一个共同的部门并最好地代表制定政策的地点是合理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从加拿大的政策和计划开始，从下至上的方法得到了增强，加拿大的政策和计划也确定了未列入政府部门列表的部门。省和直辖市的部委或实体也适用于这些部门。例如，在2018年大选之前，安大略省有30个部委，其中至少有7个与缓解激进驱动因素有关。萨斯喀彻温省有十七个部委，其中五个相关。阿尔伯塔省有二十三个部委，其中七个相关。

尝试按部门标记子系统时，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使用子系统参与者部门的隶属关系来定义子系统的范围，则子系统会分布在许多域或部门中。一种解决方法是使用Howlett的政策网络和政策社区概念，其中前者包含部门内政策制定者的核心例如公共安全，而后者则包括多个部门的参与者。该研究暂时确定了自 2001 年以来的十七年间的政策和计划。这可能不是过程整合模型的理想用法，因为它最好通过纵向或历时性分析来实现，该纵向或历时性分析可以确定政策框架、子系统、目标和工具四个维度随时间的变化。此外，尤其是由于研究包括一个以上级别的政府，并且它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因此，在本研究的制图阶段，很可能错过一些与CRV相关的政策、计划和子系统，那么关于CRV政策整合的研究仅针对样本人群，而非整体。更具说服力的是，当涉及到整个治理系统时，整合模型可以确定整合水平的提高，这在联邦层面上可通过更完整的映射来涵盖。分析包括将数据收集的结果与政策整合框架进行四次比较，一次在联邦、省和市级水平进行，一次在整个系统范围内进行纵向或整个系统的比较。这三个方面都重要，重要的是联邦一级的水平意味着部门间，但在其他级别上它包括政府内部和政府间，因此要评估各省或市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整合。

研究结果

政策子系统映射

子系统的映射确定了四个具有CRV特定或相关子系统的政府部门或领域：公共安全和纠正；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反种族主义；以及土著事务和服务。在省和市一级，子系统成员很少。在研究时只有萨斯喀彻温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艾伯塔省有政策或计划。通过对三个政府级别的映射，可确定与防止四个部门内激进化有关的三种跨政府政策子系统类型或重点，它们是：反恐(特定于CRV)，社区安全(与CRV相关)和反种族主义(与CRV相关)。第一个问题是恐怖主义，其目标是防止激进化导致加拿大境内的恐怖主义。第二个问题是激进化导致暴力犯罪和仇恨犯罪，目的是减少犯罪并提高社区安全。第三个问题是系统种族主义，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省。反种族主义子系统仅在安大略省被确定。为进行整合而分析的跨部门政策问题是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按政策级别，部门和类型划分，(在研究时)至少有十四个活动的政策子系统。

整合

该研究最明显的结果遍及所有四个变量，并且在建立政策子系统时很明显，这是广泛共识，即激进化暴力导致犯罪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采取多部门方针和强有力的整合。这反映出缺乏一个共享的政策框架，该框架包括威胁、方法和有效性度量等指标。表1没有指出，但在分析中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管理水平接近社区一级，内部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只是针对暴力犯罪的一般性问题，而非针对恐怖主义。由于表2描绘了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主义激进为极端国家这一特定国家安全问题的结果，因此它反映出整合的价值不高。考虑到市级和省级分系统自然关注国内问题及其主要被认为是地方公共安全威胁的政策和方案，这一结果可预料，但反恐需要整个系统的政策整合。

为了增强编码的可靠性，确保有信度之后，五位编码者分工，在编码过程中测量了双重信度。为了确保信度，第一作者在其他编码者遇到问题和困难时给出指导。另外还采取措施以避免同源性偏差(Podsakoff, MacKenzie, and Podsakoff 2012):（1）双重编码；（2）能够识别变量的来源;（3）有效测量可能偏差;（4）确保变量不是基于个人的主观看法；（5）区分预测指标和标准，避免编码员先入为主的预期。

政策框架

联邦部门级别的水平CRV政策框架整合处于中等较低水平，因为只有另外两个子系统（其中一个来自另一个部门）已经制定了解决该问题的政策或计划。仍然主要认为该问题落在公共安全反恐子系统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大力推动将其整合到可能在预防中起作用的其他联邦子系统部门或子系统中。自收集数据以来，加拿大遗产局现在在CVR中扮演着与反种族主义和多样性相关的角色，并且可以说国防/ CSE反恐子系统与2019年C-59法案的通过有关，这将为CSE有权阻止激化加拿大人的电子信号，或劝告他们实施恐怖主义罪行（加拿大，2018年C-59法案）。

省级CRV政策框架整合处于中等水平。七个省级子系统反映了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框架，其中包含了反恐、反种族主义、和解、预防犯罪、社会服务、教育和公民政策。随着联邦政府转向市政府，政策框架不断扩大，人们总体上更加关注公共安全而非恐怖主义。在市政一级工作的人甚至可能会争辩说，他们的计划与恐怖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市级的 CRV 政策框架整合得分为中低。尽管各个子系统对导致暴力作为社区安全问题的激进化问题的跨领域性质达成广泛共识，但就埃德蒙顿警察局《反恐战略》而言，仅以反恐为框架( 2015)和皮尔地区警察CVE倡议(2014)。其他计划例如埃德蒙顿防灾计划(2017)等，与CRV有关且有助于减少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政策框架仍然被视为属于联邦国家安全子系统。由于没有一个省和只有一个直辖市(埃德蒙顿)共享一个以反恐为重点的政策框架，因此在系统一级的纵向CRV政策框架整合被评为低级别。也许正因如此，联邦一级正通过其自身的社区安全子系统(也属于公共安全与矫正)更多地向省级和市级社区安全政策框架靠拢。特别是《警务经济学:共同的前瞻性议程》(2013)和国家犯罪预防中心的《危险社区:安全基础设施项目》(2009)支持社区安全实体的发展，职责包括将暴力激进化。加拿大中心的建立和《反暴力激进国家战略》建立了两个政策框架，将问题不限于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之一。在加拿大国内，CRV所处理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反恐。在政策框架上，认识到这一广泛的、无宗派的、多原因的问题。尽管这可能表明高水平的政策整合，但似乎正在阻止一个完整的整体方法以及整个治理系统对问题的治理的挑战是缺乏对目标群体的共同定义-极端主义者是谁-问题的性质-国家安全、社区安全或精神健康。

子系统参与(数量和密度)

该研究在联邦一级确定了三个CRV子系统，但只有一个公共安全和纠正对这个问题负有正式责任。交互密度为中高，因为联邦子系统之间的交互是由加拿大的反恐战略(2013)、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惩戒倡议以及现在的加拿大国家CRV战略(2018)正式确定的。

在省一级，由于涉及的人数（七个）和互动的密度，综合得分为中低。具有子系统的省份包括安大略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魁北克省。在其他七个省中，没有人注意到。在社区安全和反种族主义政策子系统中都出现了对激进化为暴力问题的重大关切，但它们都没有在专门针对性地解决CRV /反恐问题上发挥正式作用。在安大略省，各子系统与主要的反恐子系统之间（公共安全、安大略省警察局）之间很少有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在没有主要的反恐子系统的大多数其他省份中，则没有这种情况，但是与互动的关联性更高为了社区安全。安大略省拥有最全面的政策方法，其中包括公共安全（反恐和社区安全），反种族主义首长级机构和土著事务与服务（归类为反种族主义）。魁北克省是唯一具有省级战略的省份，即《2015-2018年行动计划》，魁北克省激进主义：敏捷，进步与活力合奏（2015）。萨斯喀彻温省可能是采用最全面的方法来应对反激进现象，这是通过在建立减少犯罪的伙伴关系政策（2010）下建立多部门伙伴关系来减少犯罪的一个要素。总体而言，较低的整合水平反映了实施CRV或相关政策和计划的省份较少。

在市政一级，对参与人数的评估为低，而对于互动密度的评估为中低。这并不表示缺乏参与或关注社区安全的子系统之间的协作，只是反映了拥有相关子系统的市政总体数量很少。在埃德蒙顿、艾伯特亲王、卡尔加里和佩尔多伦多(雷克斯代尔)斯卡伯勒地区自治市总共确定了五个CRV特定子系统和相关子系统。只有埃德蒙顿警察拥有与反恐直接相关的政策，即“埃德蒙顿警察局反恐政策”(2015)。阿尔伯特亲王城和责任中心模型(2011)、卡尔加里重定向(2015)、埃德蒙顿弹性项目(2017)和雷克斯代尔多伦多聚焦(2013)都是多部门计划，涉及教育、卫生、家庭和儿童服务、社会服务和警察部门。约有十五名市政警察是2003年成立的安大略省仇恨犯罪和极端主义调查小组的成员，而皮尔警察向其人员提供称为CVE倡议的4小时课程(SSCSND2014)。许多市政警察部队参加了由加拿大皇家骑警领导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INSET)，该小组成立于2002年，并有官员分配到省反恐小组(PAT)。自2008年以来，温哥华警方与联邦部门和企业合作，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由皇家骑警领导的反恐和极端主义意识计划中。

社区安全是城市一级子系统的重点，尽管警察部队，如埃德蒙顿和蒙特利尔的警察部队，已经确定了更具体的反恐项目/活动，以补充现有的社区安全战略。社区中心模式对导致暴力犯罪的激进化及其预防(包括恐怖主义)作出反应，因此在特定的社区中心和相关子系统之间有更定期的城市内部信息交换。作为主要关注犯罪的机构，市间交流主要是在警务社区内进行的，最好的例子是萨斯喀彻温王子社区中心模式如何影响到加拿大各地类似的多部门和社区警务模式。在系统层面上，所涉及的交互数量和交互密度均被分配为中高层。在不同的层次上有15个子系统被观察到。此外，人们还意识到CRV跨子系统的横切性质，尽管对特定恐怖主义的问题的认识在接近市政级别时通常会减弱，但皮尔地区和埃德蒙顿等少数例子除外。总的来说,有一个很好的流子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新中心加拿大社区参与和预防暴力(CCCEPV)及其资金加拿大实践者网络激进和极端暴力的预防(CPN-PREV)应该成为提高进一步动员和支持研究和社区活动

子系统政策目标：嵌入问题的政策范围和政策一致性

联邦级别的整合得分较低，连贯性得分为中低。暴力极端主义导致恐怖主义的担忧是从反恐的角度来处理的，加拿大公共安全和管教服务部门仅从一个子系统将其纳入其政策目标，例如加拿大的《2013年反恐战略》；加拿大的《2018年反对激进主义消除暴力国家战略》；减轻惩教机构和社区中的暴力极端主义罪犯构成的威胁倡议；和其他程序。另一个公共安全子系统与暴力极端主义问题有关，但并未明确关注导致恐怖主义的问题，例如《警务经济:共同前进的议程》(2013);国家预防犯罪战略(1998)；以及国家犯罪预防中心的“处于危险中的社区：安全基础设施计划”(2009)。移民、难民和公民子系统关注的是2016年《难民保护法》中进入加拿大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支持者，而非那些导致其他人激进化的个人。

在系统范围内，CRV关注嵌入在多个子系统中，但主要是在社区安全子系统中，仅在反恐子系统中，用于恐怖主义特定政策。在每一个层次上都有证据表明各子系统之间的工具多样化，但没有证据表明有人试图专门发展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关注的问题，这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CRV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

政策工具：在系统层面的使用和使用的一致性

根据政策工具标准，联邦一级的CRV政策整合被评估为在中低至中高之间波动。包含联邦一级政策工具的子系统范围非常局部，子系统映射中仅确定了三个子系统-公共安全与惩戒/反恐，公共安全与惩戒/社区安全与移民，难民与公民身份/反政府恐怖主义，其中一项以CRV为重点的社区安全问题。没有证据表明系统层级的结构将政府的所有三个层次联系在一起，并使它们在同一政策问题框架上整合在一起。

联邦一级的一致性中等低，因为这三个子系统主要在各自部门的范围内处理反恐问题。反恐战略、国家犯罪预防中心的“处于危险中的社区:安全基础设施计划”和难民保护法等政策工具都有助于CRV，但它们只是政策分层的例子，而不是综合的跨子系统工具组合。

政策一体化的水平因省而异，除考虑省内一体化之外是否还考虑省间一体化。本研究选择的评价方法包括省际间的考虑，从而降低整体一体化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安大略省较高的一体化水平。反恐、社区安全和反种族主义政策是否在同一CRV政策框架内处理也会影响整合。本研究选择的政策问题是暴力激进化导致恐怖主义，社区安全和反种族主义政策被认为与CRV相关。因此，安大略省在公共安全(反恐、社区安全和反种族主义)、家庭和土著事务这五个潜在相关的子系统中都有相应的文书。魁北克在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方面有一个全球计划，但在其他子系统中没有CRV政策工具。相反，萨斯喀彻温省建立了减少犯罪建设伙伴关系(BPRC)多部门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包括八项警察服务、社会服务、司法、管教、警务、政府关系、教育、高等教育、就业、移民、公园、文化和体育以及卫生。

影响

该研究揭示了CRV治理作为一个多层次、跨领域的政策问题的政策整合的一些实质性见解，以及政策整合的Candel和Biesbroek模型应用的概念性见解。

加拿大CRV政策与计划的整合

将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作为国家安全问题与公共安全和社会服务问题联系起来的因果因素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导致了政策一体化的机会，也导致了各子系统之间在问题框架、目标和工具一致性方面的分歧。它还在各级政府产生了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包括实质性和程序性工具，其中包括信息、法律、供资机制和组织的建立。

各个级别之间的整合在水平上和纵向上都有所不同。平均而言，与制止激进化至导致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暴力激进相关的政策具有中等至中等高度的整合，或者针对CRV且与之相关，但在研究时这似乎更多是由地方主动发起，而不是因为整体计划。随着加拿大中心和加拿大预防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暴力从业人员网络(CPN-PREV)的建立，这一发现应更积极地发展，这些实体可作为政策一体化的协调中心。这项研究对加拿大打击暴力激进化的国家战略有意义。它强调需要通过协调政策框架、子系统相互作用、目标共享和政策工具的协调，改进同其他国家、省、市和民间社会子系统的结合。总的来说它需要敏感地认识到，所有的次级系统处理的问题并不相同，它们将有不同的方法/政策工具，只要政策目标和工具不相互矛盾，保持政策一致性，这是可以接受的。信息、资金和组织政策工具的混合表明，通过为最需要和最有效的地方CRV倡议提供机会，可以改善系统整合。

关于模型应用的见解

就使用Candel和Biesbroek模型的见解而言，第一个发现是由于跨级别和部门的政策网络社区的广度以及对子系统内部问题的感知，子系统识别非常困难。在不同的子系统中，政策问题或框架的理解方式不同，而且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从 CVE 到更广泛的CRV和预防(PVE)观点。由于政策网络成员的交叉表示，很难识别子系统及其成员。在回顾时除子系统外，似乎没有必要确定领域部门，分析可基于部门或子系统进行。

另一个挑战是从哪里开始分析，无论是问题、政策锚(工具)还是主导子系统。该模型是关于在一个政策问题上整合子系统参与者和他们的政策——框架、子系统的参与、目标和工具。从问题入手会遇到问题框架和识别主导子系统的困难。从被认为是主要的政策表现开始，如本案中的加拿大反恐战略，也会使主导子系统和相关子系统的识别复杂化，除非制定该政策的政策网络被认为是主导子系统的核心。从子系统开始，很难识别它们。这项研究的经验是该模型的出发点应是一个明确定义的问题。评估然后研究孤立或系统之上的子系统的一体化水平的政策框架、参与、目标和工具的使用。选择包括与CRV有关的子系统扩大了调查网络，但可能使评价过于复杂。另一种办法是从一项政策开始例如加拿大的反恐战略，分析各级政府的其他子系统如何参与和制定相关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级别的政府都存在，而实际上没有比联邦级别的子系统更高的东西来制定政策。该研究将系统概念化，涵盖了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参与者的三个层面，但是加拿大层面的“系统层面”或“政府层面”回应并不高于国会授权的联邦法令或战略，而由专门部门撰写监督。因此，加拿大的反恐战略被认为是对问题的系统级响应，但属于联邦公共安全/反恐子系统。

结论

本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揭露设计多层次、多机构的国家安全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以解决复杂的问题以及这些挑战的含义。人们普遍发现加拿大CRV政策在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的整合程度介于中低至中高之间，如果在Candel和Biesbroek的频谱上放一个单词描述符，则意味着“良好”。这表明在整合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成功，但也表明还有更多空间，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以巩固反恐和社区安全政策框架，增加参与解决该问题的省市的数量，增加联邦与省/市之间的互动，将补充性政策目标纳入具体的CRV政策和相关的CRV政策以及确保政策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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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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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ney, P., & Weible, C. (2015).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Peter Hall’s paradigms and ideas with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In J. Hogan & M. Howlett (Eds.), Policy paradig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iscourses, ideas and anomalies in public policy dynamics (pp. 83–9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Howlett, M., Ramesh, M., & Perl, A. (2009). Studying pub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 (3rd ed.). Don Mills, 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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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R. K. (201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5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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